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荆柯刺秦王是一个仓促的行动。荆柯迟迟不从燕国启程，是要等待一位真正的刺客，但这位刺客没有到，在燕太子丹的催促下，荆柯只得亲自操刃，作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。
　　荆柯刺秦王的事件，令“风萧萧兮逆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的唱词流传千古。中国文化重文轻武，认为武者不祥，对文的一面宣扬，对武的一面隐去，这是作史的传统。所以《史记》对荆柯所等的真正刺客，没有交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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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世纪末年的一日，一个十岁小孩站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，嘴里叼着冰棍，手里拿着烟，边吃边抽。他叫张招考，他爸爸叫张金贵，他爷爷叫张天霸。
　　在2000年，得了老年呆痴症的爷爷非常肯定地说：“是我杀了宋教仁。”全家人极度恐慌，查了历史书，发现那时爷爷应该还在卖苹果或梨。过了一个月，爷爷异常坚定地说：“闻一多是我杀的，你们查了历史书我也这么说。”父亲只好随声附合，但建议把“闻一多”三字改成“汪精卫”。爷爷在口头上杀了他知道的所有历史名人后，便死去了。死前一闪念，悟到了自己原来是荆柯。

　　上海是如何诞生的？
　　1842年的一个早晨，西藏中路上刷马桶的婆姨们瞪大了双眼，一匹欧洲军马步态优雅地向她们走来，马上的军官有着碧蓝的双眸，在寒冷晨气中脸颊绯红，还是个未经事故的青年。
　　他坐在马鞍上，僵硬地扬头，忐忑不安地听着婆姨们“他可真漂亮”的一片泥城滨土语，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“一个西洋骑士”，正要跟她们打个招呼，猛的浑身一颤，不知被马拉到哪里去了。
　　肯定有个小孩将什么东西砸在马臀，对这个不知去向的骑士，婆姨们议论了一会也就散了。正午时分，男人们接到通知：凡是有马蹄印的地方都要钉上桩子，凡是有桩子的地方以后就是洋人的地方。
　　据说这是清廷与洋人早有的协议，由于马受惊了，它跑出的范围是原计划的十倍，包括了今日的第一百货商店、静安寺、黄陂路、武胜路、文化宫。愤怒的人们四处寻找那个打马屁股的小孩，未果，上海就这样诞生了。

　　文史馆旧事
　　1368年，元朝灭亡。蒙古皇族撤离得极其匆忙，皇宫中遗下二十二册密报，里面记载了许多蒙古贵族的劣迹。密报有着特殊的格式，在每一节后都标上“完”字。这一格式受到后世的推崇，认为它巨大的幻灭美感，在于数百“完”字的简单陈列。这二十二卷被后世称为《蒙古秘史》。
　　六百年过去，元都的城墙变成一纵不足一千米的土堆，残存在北京蓟门桥一带，在二十年前得到修复，堆砌上崭新的砖头。施工的第一天，一叠羊皮书卷被挖出，流淌着鲜红的字迹。
　　书写的液体是牛羊血液，在夏日正午刚好融化。出土后十五分钟，字迹全然模糊。建筑队将这卷鲜血淋漓的书卷，带到公安局，作了笔录。他们只能记住书中的大意，所以纪录本上出现的是白话文体。第一段为：
　　“在以后史书中，有一年叫洪武元年，我死后，我的子孙将称我为洪武皇帝。我的祖先来自于一片名为蒙古的草原，脸庞宽阔，躯体厚重，他们的军队一路由云南，一路由胶东，象两条粗粗的手臂将汉地拥抱，他们建立了元朝。”
　　这份笔录，转送到文史馆，文史馆的大多数人看了第一段，就不屑再看了，因为“洪武”是朱元璋的年号，他灭亡了元朝建立明朝，圆了几代汉人的心愿，他决不可能是蒙古血统，此书实在荒诞不经。
　　而一位年轻的文史馆副研究员发现了其中有近百个“完”字，就作出一个轻率的判断——这可能是《蒙古秘史》的第二十三卷。他四处宣说自己的判断，十九年过去，人到中年的他，还是个副研究员。别人对他，一直是“不学无术”的印象。
　　后来，他离开了文史馆，不知去了何方，所谋何事。而在每年的2月23日，许多人早晨起来，打开电脑，会发现一个无源邮件，标题是《蒙古秘史二十三卷》。它从此散布民间。

　　童年的家已记不清了，也许在门口有一片梅林。
　　如果有梅林，那么在冬春交际时，梅花应该盛开。
　　“只记得我的家在一片梅花之中，梅花和飞雪皆是白色，在中午时，远远地眺望梅林，是一片晶莹的闪光。”――也不知这是在记忆还是想象，江西省石门县海丸乡十三驻头村，1904年12月29日何安下降生。
　　他两岁时，母亲不幸辞世。父亲梳理着几块不大的田地，早出晚归，所有时间都消耗在田野里，回到家中，只是怔怔地望着何安下，似乎对这孩子的将来极其焦虑。